上观 | 李贵：在科举史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比较普遍的，是哪一个朝代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了1300年。在此历史进程中，宋朝的科举制度公认最严密、完备、成熟、有效。

南宋郑樵在《通志》里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国家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通过科举考试择优录取人才。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广泛存在的“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实现的？

李白、白居易、杜牧的入仕在宋代将违规无效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也很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他早就声名远扬，乃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而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

两宋之交则流传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说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

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的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

省试程序是：开考——举子交卷——编排官弥封、编号——誊录院誊写、对读——点检试卷官定等、再弥封——覆考官（参详官）再定等——详定官启封、阅登第异同、参验著定——编排官取乡贯状、字号复核，对应姓名——知贡举（主考官）调取真卷，定夺优等——尚书省奏号——拆号——复试。复试只是写一篇“论”的“冒子”（又叫“冒头”或“论头”），即破题，只需几句话。

“省试”通过，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

最初，“殿试”还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就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怜悯，从此殿试只是走程序，不再淘汰人。

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制度的变化主要有：

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以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了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到南宋，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从此沉沦下僚、潦倒终生。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也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乞丐、贫民、孤儿、书僮皆可中进士做高官

由于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如欧阳修所论，“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973）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概早年穷怕了，他做官后粗鄙吝啬，办事勤勉，厉行节约。

宋代一些宰相，本是生活异常困苦的贫民，也通过勤学苦读，考取功名，直至出将入相。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世，更难以存活。但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他晚上就在地上放置一个瓷瓶，灌满水，把脚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

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们都是孤儿。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又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五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四岁丧父的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父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五年后，他应试礼部，又不中。为了中举做官以养亲，不得不改习时文。第八年，终于举进士甲科。后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

有个书僮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僮，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也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在曾巩之上，因此他很自豪地说：“我压得曾子固。”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寒门出贵子”最典型的代表。

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会给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此外，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又叫“驿券”。后来废止。

数据会说话。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名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而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难出贵子。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里，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另外，从最高的宰相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全部唐代宰相369人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中，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哪三榜的录取名单闪耀千古

在两宋118榜的录取名单中，有三榜最引人注目。

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省试共考四场：

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

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

第三场，作策五道：1.《禹之所以通水之法》。2.《修废官举逸民》。3.《天子六军之制》。4.《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5.《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

《论语》十帖、《春秋》或《礼记》墨义十道。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这次考试已经是这种比较合理的模式。

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面所述汪激及其书僮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皆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

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神宗皇帝的顾问，王安石辞相后任参知政事（副相），号称新法的“护法善神”。

曾布：曾巩弟，曾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新法派人物之一，但后来也攻击新法，官至右仆射（宰相）。

这一榜本已录取章惇，因侄子章衡为头名，他不愿在侄子榜下，自愿放弃，两年后再应举，高中进士甲科，是新法派重要成员。苏轼因文字狱“乌台诗案”入狱时，宰相王珪欲加重罪，章惇从旁劝解。哲宗亲政，章惇拜相。哲宗去世，曾布支持立端王赵佶为帝，章惇反对。结果赵佶继位，是为徽宗，不久即罢去章惇的相位。

南宋科举只考三场。据《梦粱录》记载，因为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以大义代替墨义），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工作人员还在贡院里卖点心水果。

两宋绝大多数登科录都已亡佚，只有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和宝祐四年（1256）两榜，由于机缘巧合，保存下来完整的登科录，弥足珍贵。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王佐榜载：“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赐状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释褐。当月十八日赴期集所。”该榜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宝祐四年登科录》文天祥榜，此时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义，年仅47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42岁。南宋至此灭亡。

宋朝百般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奋不顾身地回报了宋朝。

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选拔大量优秀人才进入统治阶级，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从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强，避免了板结化。取士不问家世，寒门多出贵子，读书改变命运，影响所及，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从制度的监督制衡、社会流动性、平民化、文化普及的角度，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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