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 | 孙泽生：解放“人”：中国共产党百年蕴含的经济理论贡献

原文 ：《解放“人”：中国共产党百年蕴含的经济理论贡献》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孙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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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在“依靠人民”的奋斗过程中解放“人”，发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作为要素存在但又活生生的“人”所特有的创造性伟力，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蕴含经济理论贡献的核心所在。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百年诘难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经济学界进行了围绕社会主义是否可行的长期经济学大辩论，辩场上的代表人物是持否定观点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持肯定观点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但是，场下经历的事实是多国先后尝试并遭遇重大挫折却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任何经济增长都来源于“人”对各种要素的有效率使用。中国实践对经济学批评家诘难的回答，也要回归到对“人”的重新认识和对“人”作为要素的分析中。

在经典的微观经济学中，生产函数把组织生产的“人”纳入黑箱不予考虑，而仅仅包含了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但众所周知，经济的运行依赖于作为企业家的“人”来组织生产并实现不同要素的最优配置。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是，企业家在人群中的分布既是随机的，也是异质的。其随机性在于，生物学和基因学上并无“人”的企业家天赋会稳固代际遗传的证据；其异质性在于，企业家之间在可经营管理企业规模上存在极大差异，企业规模越大需要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越高，相应注意力水平的企业家出现概率却越低。令高注意力水平企业家占有或支配生产要素，虽导致生产集中和大规模企业产生，但客观上实现了单世代效率和经济增长。不过，因基因的自私性和“为子孙立永久之业”的自利动机，生产资料私有下的代际传承，必然会面临企业家注意力水平与生产要素占有间的代际错配。典型的情境是其后世子孙无力、无意但被迫充当“企业家”，这一错配的必然结果是微观上的生产效率下降，导致跨世代的非效率传承。

如果所传承的要素足够稀缺或者存在供给瓶颈而易被垄断，会产生宏观意义上的额外后果。为不使垄断利润降低，则必然会出现：1.从政治上和制度上保护已获得的垄断权力，遏制新竞争者进入，设法降低或者豁免向政府的税收缴纳；2.设法降低收入向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分配水平，尤其是提升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这必然加剧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由此，跨世代的非效率传承就以一种自我强化的方式推动经济衰落。扭曲的要素收入分配加之被削弱的公共财政更会加速经济增长的下滑；政府为稳固税收水平，还会加重向自由（农）劳动者和中小业主的税收征缴，促使后者失能、破产，演变为经济衰落和经济周期波动。私有制下的生产衰败、贫困及其激发的暴力革命和生产力破坏成为解构跨世代错配、实现强制性再均衡的必然路径，兴衰治乱周期律由此产生。

公有制之核心价值在于避免跨世代错配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设计之核心价值在于，要维持企业家注意力水平与诸要素的动态适配，从根本上避免跨世代意义上的错配。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在一大党纲中提出“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为社会所有”。其用意也是摆脱中国历史中的兴衰治乱周期律束缚，以公有制助力发挥企业家才能，以实现企业家注意力与诸要素跨世代适配的制度设计目标。

但早期社会主义在多国的实践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中，倾向于把国家设定为由中央计划者指令管理的超大型企业，通过假设作为企业家的中央计划者具有趋于无穷高的注意力水平来管理生产。其问题在于，在理论上，米塞斯等社会主义批评家已指出计划经济管理缺乏市场竞争和价格，无法披露成本和利润，因而也无法衡量生产效率的“经济核算”问题；实际上是中央计划者之注意力水平远低于国家这一超大型企业，因而出现企业家注意力与诸要素错配的问题。从实践上看，“人”依赖于市场的生存性竞争来区分出劳动要素和企业家要素，同样通过市场竞争来披露企业家的注意力水平，而从人类过往至今的经历看，市场竞争中能存活的最大企业规模一般为数十万人，我们可以视之为企业家注意力水平的边界，超出这一边界必然导致非效率。因此，米塞斯等批评家强调要发挥蕴藏在“人”中的企业家要素作用，而马克思时代以降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经济纲领也隐含了对企业家的高度重视。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突出企业家在单世代效率中的突出作用，而后者则力图解决跨世代传承非效率问题。　　

兼顾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增长之路

从作为要素的“人”助力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关键是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如何兼容实现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蕴含的经济理论贡献主要着眼于此。从土地革命开始直至上世纪50年代的公有化改造，主要是从产权形态上预留了跨世代适配企业家注意力与土地等要素的制度条件。但中国实践蕴含的重要经济学创新恰在于，在随后时期内较早地认识到了作为中央计划者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的约束，并通过对作为要素的“人”的解放找到了兼顾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增长之路。

在农业领域，通过将土地公有制产权划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在三权分置条件下，经营权可由市场交易流转，实现了初始由农民个体持有并由农民个体市场竞争，在内部/外部遴选高注意力水平企业家实现与土地要素适配的规模经济生产。

在非农业领域，对作为要素的“人”的解放可从改革次序、改革方式和国企改革三方面进行探讨。计划经济下对企业家注意力水平的要求远超可供给水平，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改革次序必然是弱规模经济产业→强规模经济产业的渐次市场准入放松。通过允许具不同注意力水平的作为企业家要素的“人”进入市场，相互竞争就形成了价格、披露了成本和利润，市场准入的增量改革缓解了原有全国营企业所面临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无法覆盖数量众多的弱规模经济企业的矛盾。借助于已发育的市场竞争，政府可以衡量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注意力水平和经营绩效。最近二十年来，中央和各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创立及其管理企业的数量变化也反映了给定的注意力水平下不同层级政府所能管理国有企业的边界变化。

显然，中国实践表明，计划与市场的边界由企业家注意力水平决定，国有企业边界则由作为企业家的政府的注意力水平决定；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突破、新的管理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给定的企业家注意力水平可能得以更节约地使用，导致以上边界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但总体上，由于较早地认识到企业家注意力水平约束，中国经由市场准入和竞争解放了作为要素的“人”，实现了企业家与劳动、资本等要素的适配及对应的持续经济增长。

重视企业家却又重新审视企业家

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和建设实践蕴含的最重要经济理论创新就突出表现在包括“人”在内的要素组合生产和要素效能的充分发挥上。对以“人”为核心的要素作用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劳动，而应关注“人”作为要素的异质性，即“人”会从竞争和社会分工中分化出劳动和企业家等存在关联但又显著不同的要素。除劳动外，20世纪后半期新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人的才干、技艺和知识等视为投资的产物，从而将附着于“人”的能力纳入资本体系中，使其成为与传统的物质资本相对应的另一种资本形态。但归根结底，人力资本解决的并不主要是“人”的问题，而是对“资本”要素的再认识。

一百年前，米塞斯等经济学家利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但米塞斯仅仅走了一半正确的路；如果我们纳入企业家的随机分布和跨世代错配问题，重视企业家却又重新审视企业家，最终却与米塞斯批评的对象——马克思的观点相吻合。这就是，要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必须要解放“人”，有效发挥作为要素的企业家作用，兼而实现企业家注意力与诸要素的单世代和跨世代适配。因企业家要素分布的随机性，这一适配既具有生产效率意义上的贡献，也具有公平分配意义上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给出的回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并重视公有制下的产权激励和企业家注意力发挥，发挥蕴藏在广大人民中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找到的兼容促进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经济增长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治理的经济学贡献与世界影响”（18BJl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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